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成为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这一表述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探索、产业试点迈向大规模社会化应用，同时呼应了国务院于2025年8月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中明确提出的“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的宏伟目标，并为全社会指明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作为智能时代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的各类技术应用正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在众多可能的技术载体中，对于最广泛的消费端用户而言，智能手机无疑是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承载和普及人工智能体（AI Agent）的重要平台与核心入口。以AI手机助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体是一个应用前景非常广泛的新技术，它通过与人类自然语言交互就能理解其意图、规划并调用服务完成用户交代的任务，大大提升了通讯、信息处理的效率，展现出与传统手机和APP不具备的颠覆性优势。因此，将“加快推广及商业化规模化”的战略落点于终端移动智能体上，不仅是对技术趋势、市场规律与用户习惯的尊重，更是确保我国以大规模市场和新场景拉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重要举措。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重要机遇窗口，但是在历史机遇面前，只有那些主动拥抱变革而非抗拒趋势的国家才能实现创新追赶，不具备制度变革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多次与科技革命机遇失之交臂。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形成并保持领先优势，关键在于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形成了一套“审慎监管”与“包容发展”动态平衡的创新政策框架。2025年的《“人工智能+”行动意见》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再次强调，正是这一政策框架的连续性与深化体现，为国家的创新追赶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与时间表。这种战略与政策的主动，本质上是在顺应创新发展规律，为下一代技术经济范式提前布局，在降低新旧技术冲突成本的同时，最大化创造技术创新的收益，从而保持前沿技术的领跑地位。

　　《政府工作报告》的定调，以及我国对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前瞻性布局、鼓励“先行先试”的产业创新政策，以及庞大的应用场景与数据生态，共同构成了接纳人工智能体这类颠覆性创新的土壤。将战略落点置于移动终端，是基于技术可行性、用户基础和产业生态三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首先，智能手机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用户基数和最高的设备渗透率，是连接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到达个体的最高效的枢纽与应用终端。以AI手机助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体依托移动终端，能够最快速、最直接地服务最广泛的人群，这是包括AR/VR头显、智能家居中控、车载系统等任何其他专用设备在短期内都无法比拟的普及优势。

　　其次，移动终端提供了成熟、丰富的交互场景与数据生态。从通信社交、移动支付、出行导航到生活娱乐、工作学习，用户绝大部分的数字需求与行为数据都积累在手机之上。因此，人工智能体在手机这个移动终端的载体上能够最深入地理解用户行为习惯与偏好，从而提供真正个性化、场景化的主动服务。反过来，在移动场景中这种从理解到规划再到执行的过程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来说，是一个能得到充分学习的场景。

　　最后，从产业生态角度看，移动终端产业经过十余年发展，已构建起从硬件芯片、操作系统、应用开发到渠道分发的完整产业链和强大的开发者社区。人工智能体与移动终端的结合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对现有生态的升级与重构。其鼓励产业链各方，从芯片厂商优化算力、操作系统厂商搭建智能体框架、到应用开发者转型为服务提供方，共同向以智能体为核心的新产业生态演化。这种基于现有优势的技术范式转换阻力更小，协同效率更高，能够最快形成规模化应用的能力。

　　根据技术发展规律，对于任何前沿领域的新技术都不应过早设置特定路线与标准，而应鼓励多条技术路线的多元化发展，否则有可能锁定在缺乏效率的技术路径。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技术生命的初期，行业与社会对于以人工智能体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应予以鼓励与包容的积极态度，支持GUI（图形用户界面）、API（应用程序接口）、A2A（智能体协作）等多种智能体技术路线探索。其中GUI路线侧重于对现有应用界面的智能理解与操控，让智能体学会“看”和“操作”屏幕，实现自动化；API路线则要求应用主动开放标准化接口，供智能体直接、高效地调用核心功能；A2A路线则描绘了一个由多个专长智能体相互协作、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未来图景。这三种技术路线各有优劣，适用于不同场景而并非相互排斥。如果过早地区别对待或选定单一技术路线，往往会导致产业陷入技术锁定的困境，抑制了其他可能更具长期潜力的技术创新。因此，更具活力的产业生态，需在安全基础上允许多条技术路径并行探索、相互竞争、互为补充。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普及应用，依赖于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制度、经济与社会环境。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成功经验，核心在于形成了一套能够平衡发展与安全、创新与规范的动态治理体系。面对人工智能体这类颠覆性创新，这一原则显得更为重要。在制度层面，应继续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制定战略性、指导性的制度框架，在确保核心安全前提下为创新留足发展空间。在政策层面，应积极鼓励倡导多路径并行探索、多元互补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生态，提升整个产业生态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适应性与韧性。在社会层面，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体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降低技术普及的社会心理门槛，同时提升劳动力结构适应智能化变革的能力，最大化地让技术进步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的强调，是我国把握人工智能范式转换机遇、巩固创新领先优势的战略性指导。人工智能体作为一种新技术形态，所代表的不仅是一款产品的突破，更是一次技术范式转换。只有持续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把握好包容与审慎的平衡，不断提升社会经济系统对颠覆性创新的适应性与韧性，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实现技术的追赶与领跑，这考验是一个社会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面对未来时的战略决心与智慧勇气。（作者：眭纪刚 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政策所所长、研究员；赵佳阳 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