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口吐芬芳”“问候家人”；

　　被质疑、被“人肉”、被曝光生活缺点和道德瑕疵；

　　一瞬间成为花边新闻的主角，成为被消费的谈资……

　　这些情节几乎每天都在互联网场域发生，构成当下网络暴力的冰山一角。

　　2020年7月，杭州市民谷女士就被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击中，深受网络暴力伤害的她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和造谣者抗争到底。

　　经过半年多的发酵，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自诉再到目前被正式刑事立案，公权力严肃介入这起网络谣言。除了关注案件本身的进展，不少人也在思考，公诉是否真能成为网络暴力头顶高悬的利剑？

　　部分平台有意放纵炒作

　　2020年7月的一天，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与朋友何某“开玩笑”，编造“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等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随后谣言经过转发、加工，在互联网端不断发酵。

　　8月时，谷女士经朋友告知才知道该情况，随后报警。随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郎某和何某捏造聊天内容，并截图发至微信群，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依据相应法律规定，警方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但谷女士认为，这一事件对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创伤。被公司劝退、被诊断为“抑郁状态”、男朋友工作也丢了……谷女士说，一系列的打击之下，让她觉得“我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地活了28年，最终活成了一个笑话。”

　　对此，事件的另一方，造谣者郎先生的父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只是一个玩笑，也就是在小群里发发，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地步。

　　他们低估了这个玩笑的威力。浙江传媒学院讲师苏倩倩说，在网络场域，由于彼此之间物理和心理距离的遥远，人们会对不当言论造成的后果缺乏准确的认知评估。与此同时，话题发酵过程中，会有更多人参与其中，导致对受害者造成叠加伤害。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从一个演绎的故事，到自媒体添油加醋的转载，例如《少妇因寂寞竟勾引快递小哥？》《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话题最终成为标题党、炒作者的狂欢。

　　近年来，网络暴力所引发的舆论关注、甚至社会问题屡见不鲜，例如张海迪遭抹黑事件、姜岩事件、“乔任梁因网络暴力抑郁自杀”等。演员袁姗姗也曾在一场演讲中抛出过一个问题，“有谁一年365天，天天被未曾谋面的陌生人骂？”网络暴力之泛滥可见一斑。

　　一些平台有意放纵这样的话题炒作。业内人士透露，针对一些骂战、诽谤，部分平台根本没有尽到“通知删除”的义务。明星、女大学生、空姐等特定标签人群的八卦，因为关注度高，平台常常默许、纵容，甚至成为扩大伤害的帮凶。

　　在中国传媒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四新看来，网络暴力变量很多，存在众多定义。但从形式上来看，具体包括网络道德审判、非法的人肉搜索、网络集体辱骂、污蔑和欺凌，以及借助网络手段线上线下结合的攻击行为。形式也不局限于语言，还包括音视频等。

　　专家认为，诽谤、污蔑、诋毁等行为造成的危害，在互联网场域，其影响可能被放大，导致很多网络暴力行为，比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攻击产生更大伤害。

　　网络诽谤对象转向普通人

　　2012年，电影《搜索》上映，讲述了都市白领因为公车不让座的小事，引发蝴蝶效应般的网络暴力，以致被逼到生活死角的故事。虽然难有全面的数据统计，但随着互联网普及度的不断提高，网络暴力这一顽疾，困扰着参与其中的很多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柳思思在《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目前网络暴力呈现三大趋势，包括袭击对象平民化、人肉搜索推广化、网络语言谩骂泛滥化。　　从死角寻找出口，谷女士选择拿起法律武器。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余杭区人民法院于12月14日决定立案。

　　12月事件又有了新进展，根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发布显示，通过发放检察建议的方式，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造谣当事人郎某、何某两人以涉嫌诽谤刑事立案侦查。

　　对此，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孟迅解释，诽谤罪确属自诉案件，但有例外，即官方发布里所述之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说，当诽谤行为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处理。

　　检察机关官方发布里也证实了这一原因：“相关视频材料进一步在网络上传播、发酵，案件情势发生了变化，郎某、何某的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经网络社会这个特定社会领域和区域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王四新说，这一个案从自诉转公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不多见的，同时受害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是不多见的。

　　实际上，不多见背后是维权难的现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分析，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证据难以固定、赔偿难以获得支持等，都是民事诉讼维权道路上的拦路虎。

　　“例如侵权主体难以确定，有时难以明确侵害人，需要平台协助；又如相关事实证据不易固定，网络上的文字视频可能会被删除等等。”薛军说。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博雄认为，就算本案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诉，实际上面临很大的举证难度。“受害人作为刑事自诉原告要承担举证责任，通常受害人自行收集罪证较为困难，受害人一旦举证不能，就面临被说服撤诉或被裁定驳回的尴尬。因此本案通过公诉程序处理，客观上对惩处网络暴力、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

　　公权力之剑的意义

　　有网友称，“天下苦网络暴力久矣”，这句话恰恰折射出公权力介入此案的意义。

　　王四新说，从自诉转为公诉才更能彰显个案背后的警示作用，让那些不太尊重别人，并且习惯性对他人通过网络进行侮辱诽谤的人，有一颗敬畏之心。

　　实际上，从技术手段上看，网络暴力大有改头换面的趋势。例如通过AI换脸等技术运用，可能让谣言、诽谤更加“逼真”，对受害者而言，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加无可挽回，维权也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

　　孟迅说，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诽谤、侮辱行为纳入公诉案件范围，拓宽了网络暴力维权的路径。这不仅是对网络施暴者强有力的威慑，也体现了《民法典》实施后对人格权保护的升级。“不仅是针对个案，而是对未来各种形式的网络暴力事件都具无形的约束。”

　　同时，他建议要转变单一事后救济方式，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和平台事先审查，过滤显而易见的违法侵权信息。对于其他侵权信息，可在受害人通知后，由平台采取相应措施，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同时合理运用民事法律手段，加强对受害人的权利保护，让民事赔偿责任落到实处。

　　此外，在技术手段上，杭州等地互联网法院正在探索、使用司法区块链存证平台，让受害者能够以低成本、高公信力的方式，及时保存证据，为后续维权追责扫除障碍。

　　苏倩倩表示，法律手段能体现即时效果，但未来仍需要从公民的自身素质入手，比如普及媒介素养，重视生命教育，提高大家共情的能力。（吴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