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院士增选的结果:共选举产生75位院士和29位外籍院士。

　　在这75位院士中,有36位来自高等学府;29位外籍院士中,有24位来自国外的高等学府。值得关注的是,在75位中国籍院士中,有2名院士来自民营企业。

　　从这一简单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主要还是集中在高校,各大研究院紧随其后,民营企业虽在新产品研发上屡获赞誉,但在科技创新方面与高校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差距。

　　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创新产业,从高校到民企到市场,早已形成一条由高校牵头的创新产业链:科研—研发—量产—市场。这个创新链条代表了一个产业链,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王煜全 著

　　谁掌握科技,谁就掌握未来

　　抓住全球创新生态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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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是创新的源头

　　在《中国优势》一书中,作者王煜全先生提到:

　　“科研环节,高校里诞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研发环节,科技公司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量产环节,产品被大规模地制造出来;市场环节,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触达终端用户。至此,整个创新链条才算完成。”

　　毋庸置疑,高校是整个创业链条的源头。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密不可分了。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都是技术,而非科学。人们通过一次次试错来改进技术,然而这种试错的方式,效率实在太低了。

　　人们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掌握了相应的科学原理,完全可以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避免盲目的尝试。提高创新效率。那么,这些在科学原理基础上得到的科研成果出自哪里呢?

　　答案是高校。

　　从 16世纪的英国开始,高校就有了研发职能。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德国和法国建立了以高校为主体的科研体系。今天,全世界最新的科学成果大量集中在高校。我们看到的每一项前沿科技,背后都有高校科研的支持。这是因为高校搭建了严谨的学术体系,设立了完整的学术门类,一直在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如果企业有能力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创新一定能很好地开花结果。也就是说,创新不一定要自己建实验室、研究院,和高校做好对接是科技创新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企业将创新产品化

　　阿里巴巴的王坚先生入选中科院院士,为我国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既是对民企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民企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前不久,华为、京东、360等一批民营企业也成功入选了科技部公布的最新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然而,毕竟不是每家民企都叫“阿里巴巴”,在更大范围内,民企的创新仍然更多地集中在“产品创新”上。并不是说这样不好。高校做的是科研,科技企业做的是研发,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追求的和所需要的自然也不同。

　　科研追求单项技术的突破,而科技企业的研发工作要想实现一项技术的产品化,必须解决多项技术的协同问题,这样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比如,一款手机的研发要处理很多功能与设计的冲突:要想显示亮度高,电池的消耗就会变快;要想电池容量大,手机的体积就会变大……需要取舍和平衡很多功能,每项指标都追求第一,反而做不好。

　　科研追求理论突破,而研发追求技术性能的持续优化。我们可以用实验室指标和理论值突破来衡量科研的创新性。但从实验成果变成实际可用的产品,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技术优化过程。

　　以锂电池的诞生过程为例。

　　20世纪70年代,威廷汉采用硫化钛作为正极材料,金属锂作为负极材料,制成了首块锂离子电池;古迪纳夫发明了可以量产的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技术;1983年,吉野彰提出了锂离子电池专利申请,并提高了它的效率和安全性。在他们和其他很多人的研究工作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锂电池于日本推出。

　　如今,尽管商业化的锂电池已经发展了30多年,但配备在电动车上的锂电池依然存在续航里程短的问题。这需要企业不断优化锂电池的性能和电源管理,使电池的输出效率达到最优。企业还需要从电动车的设计入手,为锂电池的安装找到更多空间。

　　正是这样的微小改进加在一起,才能实现电动车综合性能的提升。

　　制造将创新产业化

　　科技企业的王牌是其领先的技术。相对于市场上已有的产品,它们研发的新产品性能更好,利润更高,溢价空间也足够大。

　　然而,如果产品不能进行大规模量产,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就无法兑现。

　　更重要的是,科技产品制造的前期投入巨大——建设厂房、购买设备、部署生产线、招聘工人……做不到量产,就无法摊薄研发和前期投入的成本,这会导致产品单价过高,令很多普通消费者和下游合作伙伴望而生畏。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达标,企业怎么谈得上成功呢?可见,量产能力和产品的市场优势密切相关。产量越大,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

　　苹果公司就算不与富士康合作,自己也能生产手机。但是,如果苹果公司自己生产,可能需要将每部手机的售价提高到几万元,才能覆盖研发成本。如果没有富士康对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苹果公司将很难从2007年卖出第一部iPhone到现在,在全球卖出超过15亿部手机。

　　苹果公司的利润高,不仅是因为它的科技含量高,还是因为强大的制造能力极大地提高了iPhone的产量,降低了每部手机的成本。

　　科技产品的量产是个技术活。在产品的实际制造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改进和调整,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光有新科技还不够,必须等到新科技产品能够被稳定生产,能够被批量供应,创新才算完成。

　　王煜全先生认为,科技企业要想创新,必须外包生产流程,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只做研发层面的创新。实际上,企业甩出去的不是生产流程,而是风险。谁能化解这个风险,谁就能承接市场潜力巨大的产品。

　　如何化解风险呢?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枢纽》一书中提到,承包商应同时满足两个要求:干活必须足够有效率;生产过程必须足够有弹性,别人变,承包商也要有能力跟着变。弹性与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矛盾的,但如今的现实要求承包商不得不同时达成这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

　　市场使用户参与创新

　　市场对新科技的接受度是考验一项新技术是否有价值推广的最后一道关卡。

　　也就是说,用户是技术产品化的重要要素。

　　科技先进并不代表产品体验友好,它需要愿意拥抱新科技的用户帮助它进行完善,使之符合更多人的需求。

　　传统企业和用户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企业希望用户购买产品之后,就再也不要和企业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联系就意味着售后服务、投诉、纠纷和公关危机。

　　现在,企业与用户之间是协作关系。想要一项新技术、一种新产品得到大规模推广,就需要保证它有足够好的体验,能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开始,就让用户介入,参与创新过程。

　　新的科技产品也需要用户建立新的使用习惯。早期用户能对其他用户产生示范效应,从而推动科技产品的传播。

　　我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使这一代国人对新事物拥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比方说,当美国大多数人还在用信用卡的时候,中国的消费者已经能在小商贩那里扫描二维码付款了。在我国的商场、酒店和博物馆中,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它们非常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能帮助全球创新解决制造问题,还能帮助科技企业解决跨越习惯鸿沟的问题。一个大规模且拥抱创新的市场是中国科技产品发展的巨大优势。